c型钢材米重表

陕西钢市一周评述（7.10-7.15）

【宏观资讯】 本周宏观看点：消费方面，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4%工业方面，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比去年同月上涨7.1%资金方面，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7.34万亿元，外币存款增加307亿美元，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明显上升房地产方面，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6250亿元，同比增长32.9%。

关于产能过剩与淘汰落后的思考

钢铁工业供大于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介绍,到2005年底,我国钢铁生产能力达到了4.7亿吨,在建能力是7000万吨,拟建能力还有8000万吨｡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和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但是,究竟怎样看待产能过剩的问题,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加以解决,各界人士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相信通过讨论,集思广益,会有助于问题的较好解决｡ 要高度重视钢铁工业产能过剩的严重性 让我们回顾一下国际钢铁界的情况｡21世纪初期,国际钢铁界为了解决当时产能过剩的问题,从2001年4月到2002年2月,由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持,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钢铁业界峰会,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几个产钢国及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专门讨论了压缩生产设备能力问题,而当时世界钢铁设备利用率为77%,比去年的75%还多了2个百分点｡但77%这一数字,竟然惊动了国际钢铁界的顶级人物,3次开会,商讨对策,并最终达成了2005年前限产1亿吨的协议｡虽然以后由于情况变化使得这一协议失去了意义,但由此可见,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给全球钢铁界带来的巨大影响｡因此,面对中国钢铁工业规模的急剧扩张,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来看“淘汰落后”的问题 产能已经过剩,我们该怎么办?《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以下简称《新政》)明确提出要淘汰落后工艺技术装备｡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据统计,列入这个范围内的生产能力:炼铁有1亿吨､炼钢有5500万吨､轧钢有8000万吨｡如果真能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在2007年以前全部淘汰,那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恐怕这只能是一些人的主观愿望罢了｡ 首先,是因为这条界线看似刚性,但真正要执行起来,就会出现相当大的弹性｡你不是说淘汰300立米以下的高炉吗?有些人就说,我的已经扩容了,是330立米的,这就不在淘汰范围内了吧｡也许企业提不出足够的依据,但你也难以证明它就是在300立米以下｡除非他自己觉得在市场竞争中活不下去了,恐怕就很难强制执行｡再说,以装备容积的大小来决定是否淘汰,也难以服人｡像新兴铸管的高炉和转炉是中钢协重点统计企业中最小的设备,高炉还有200立米以下的,转炉是22公称吨的,但他们的许多指标在行业里是领先的,产品在市场上也是受欢迎的｡当然,这样的装备不可能长命百岁,企业肯定也会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升级换代的,但至少目前没有理由1要把他们“一刀切”地立即予以淘汰｡因此,过多地寄希望于这些级别装备的淘汰,甚至以为只要这些设备被淘汰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解决了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就算是确定了哪些设备是真正属于落后的范围,也不是一声令下,它们就从此销声匿迹｡淘汰落后,我国已经有多次的实践｡上世纪八十年代,在1981年和1989年两次国民经济调整和治理整顿时,国家就要求一批小钢铁厂关停并转;上世纪末国家对钢铁行业进行限产时,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了《通知》,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清理整顿小钢铁厂的意见》,要求关停一批工艺装备落后的小钢厂｡特别是1989年3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产业政策,在明确提出要重点支持大中型炼铁､炼钢建设的同时,要求停止和严格限制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的建设以及某些产品的生产,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实际工作中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为什么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这些落后的产能却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是这些装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是在其背后隐藏着一场利益的博弈｡一方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另一方则是代表着某些地方政府､有关企业以及部分客户当前的现实利益,而几次博弈的结果,往往是上不敌下,法不责众,结果就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至少是“良币､劣币并存”的情况｡这次《新政》的发布,公开的声音是一片叫好,而且已经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像鞍钢､首钢等特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淘汰了一批1000立米级的高炉｡但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新政》的贯彻可以畅通无阻,实际上,一场新的博弈已经开始｡因此,我们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妥善地处理好各方的利益,通过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及某些必要的法令,使《新政》能够得到较好的落实｡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真地反思:我们过去制定的政策是否符合国情?有时良好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问题就出在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拿热轧硅钢片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大力宣传冷轧硅钢片的优越性,极力主张要淘汰热轧硅钢片的生产｡以后,在1989年国家颁布的第一个产业政策中,把生产热轧硅钢片的主要轧机､二辊热叠轧板机作为“停止或严格限制基本建设的产业､产品”;之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限期停止热轧硅钢片生产,淘汰落后的叠轧薄板工艺设备｡现在限期早已过去,结果是不仅没有淘汰,而且随着冷轧硅钢片产量的增长,热轧硅钢片的产量也在逐年上升,2000年上升到71万吨,到去年已经突破了100万吨｡不是说热轧硅钢片的性能优于冷轧硅钢片,但它的性价比还是受到很多方面的青睐,以此制成的中小规格的电机大量出口外销,钢厂､客户以及终端用户都从中受益｡如果我们能够生产出价格适宜､性能比较高的冷轧硅钢片来,热轧硅钢片恐怕又是另一种下场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通过新建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来淘汰落后｡特别是在一些沿海深水港地区,目前都在紧锣密鼓地积极筹划新建大钢厂｡有的地方还承诺建设起了新的大厂,相应地淘汰本地区的落后产能｡这当然也是件好事,特别是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大宗原材料的运输成本,从长远讲,这肯定是个方向｡但是沿海地区都想这样搞,那是不是又会陷入“合成谬误”的窘境?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新建沿海大厂是否是当务之急?而且能够有条件建沿海大厂的企业,恐怕本身并不属于淘汰之列的“落后企业”｡这些要被“淘汰”的老厂能够这样轻易地关闭､搬迁吗?新厂建成了,当初承诺的诺言是不是当真会执行?而且即使真的关闭了,但增长的产能远比关闭的要多,其结果只是在已经过剩的产能上再加上一大块而已｡因此,以新顶老,很可能引发新一轮更高水平的规模扩张｡ 分层次地淘汰落后和严格控制新增产能相结合 淘汰落后原则不容动摇,态度必须坚决,但执行起来应该分几个层次｡首先是对那些既落后又违法的(特别是违反环保法和质量法的),必须毫不留情地坚决予以取缔｡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实际上也是步履维艰｡最典型的是所谓的“地条钢”,这不仅是落后,而且可以说是祸国殃民｡过去以为主要是销售到农村建筑市场,但去年在媒体的报道中,揭露了天津的“地条钢”,居然主要是销售到北京､上海,有些建筑商就是在合格的建筑钢材中掺进一部分这种不合格的钢材,搭配使用｡近几年报刊上陆续有过报道,一些建筑物突然坍塌,酿成大祸,恐怕与此不无关系｡但是,这样的厂子,这样的产品,在某些地区依然是红红火火｡如果“地条钢”的生产还可以依然通行无阻,那又怎样去淘汰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落后”的产能呢?而“地条钢”之所以取缔不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由于有关部门利益不同,步伐难以一致,有的甚至暗中作梗｡因此,在淘汰落后问题上单靠行业主管部门或某个业务部门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使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起责任来,并纳入到政绩考核中去｡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各有关部门,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只要坚定不移地抓下去,一定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其次,对那些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以及生产这类产品的装备,只要它们能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就不是简单地用行政命令加以限制可以彻底奏效的｡当然,如果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企业,可以按环保法处理｡ 这里也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方面是企业｡大量产能的淘汰,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经济损失问题和员工就业问题｡因为这毕竟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自然出局的,必然会存在要不要补偿的问题｡上世纪末我国两大行业的限产,纺织行业对销毁的锭子,有一定的补贴,淘汰落后设备就比较顺利(虽然,以后又死灰复燃),钢铁行业的“理智性限产”,一切由企业自行消化,阻力就大得多｡国际上欧盟钢铁业上世纪90年代淘汰落后产能时,有关政府也是付出代价的｡上面谈到的国际钢铁界在2002年的那次限产,会上还一致通过新设立两个专门工作机构,其中一个就负责研究解决压缩产量后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包括提供补贴的数额和方式､方法等相应的政策措施｡看来,压缩产能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配套措施,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因此,我国钢铁业的淘汰落后也需要针对不同情况,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促使这一艰巨任务的尽快落实;另一个方面是当地政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对全国来说是落后的技术装备,但在当地却是GDP甚至财政收入的大户,而且还提供了一大批就业岗位｡一下子要关停这些企业,矛盾的焦点首当其冲地集中到当地政府｡因此,如果没有恰当的政策措施,必然就会遇到来自这些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结成的利益共同体的各种形式的抵制,淘汰落后也就很难落到实处｡ 至于对那些在装备规格上达不到《新政》规定的进入门槛,但各项指标先进､效益良好的企业,更不能以设备的大小作为标准来强令淘汰｡在这些貌似“落后”､指标优异的企业,要引导他们更上一层楼｡ 第三,在淘汰落后的同时,对新增产能宏观调控的力度不能放松｡结合产业重组和北京的特殊情况,国家已经批准首钢联合唐钢在沿海建设新的大型钢厂｡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也提出了沿海建大厂的方案｡当然,产业布局需要调整,新厂不是绝对不能建设,但是没必要在产能已经大大超过需求的情况下,都争先恐后地以调整布局之名去抢建新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绝不是单纯地花大钱建现代化的新厂｡还要看到,“十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已经投入了6800多亿元资金用于改造､扩建和新建,相当一部分产能已经属于世界一流甚至领先水平,当前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企业真正办成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为国际钢铁界和广大用户认可的世界一流企业,而不是马上动手去建设新厂｡ 温家宝总理最近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指示｡这就是要重在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质量,不能片面追求数量扩张;重在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现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不能单纯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重在降低消耗,提高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不能靠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来实现增长｡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我国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根本转变｡这就是我们中国钢铁界需要为之奋斗的共同任务｡ 。